之四
據索忍尼辛回憶，雖然《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獲得巨大的成功，但絲毫沒有改善他和蘇聯當局的關係 ，因此除了這部長篇(國內第一篇但也是最後一篇)以外，索忍尼辛獲准在蘇聯境內出版的作品寥寥可數，但索忍尼辛在流亡之前刊載在《新時代》(Novy Mir)的四篇短篇小說，在篇幅和佈局上雖不能與其他巨型長篇小說比擬，卻仍然被西方批評家視為「足以排入俄羅斯文學偉大傳統」─關注小人物的生存和命運─的傑出創作。1963年1月，索忍尼辛同時發表了「瑪德瑞安娜的屋子」(Matryona's House)和「克雷奇托夫卡火車站上的一件小事」(An Incident at Krechetovka Station)─後英譯本以《我們從不犯錯》(We Never Make Mistakes, 1971)為題在西方重新出版。同年8月，索忍尼辛再度發表「為了主義」(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1966年再度發表「肚袋．左卡」(Zakhar the Pouch)─這是索忍尼辛在蘇聯境內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而另兩篇「右手」(The Right Hand)和「復活節的遊行行列」(Easter Procession)則已無緣在蘇聯境內出現，分別在1968和1969年在國外刊行。
上帝只讓她留下一隻右手
「瑪德瑞安娜的屋子」表現了索忍尼辛對「斯拉夫傳統美德」和農村生活濃郁的情感與眷念。故事坐落在蘇聯「集體化時期」，描寫一位傳統的俄羅斯農村婦女，因為心地善良和純樸敦厚而飽受官僚、親人、鄰里剝削欺凌的辛酸歷程。主述者「我」出獄後想在「安靜的俄國一角」找一份教職終老餘生，他來到塔諾佛一處「泥炭農場」落腳後，寄宿在瑪德瑞安娜破落的房子裏。瑪德瑞安娜是一個常年生病、孤苦貧窮的老婦人，丈夫失蹤多年，一份微薄的退休金在官僚體系推托拉扯之下，久久才發下來，「她的全部牲畜就是一頭有著一枝彎羊角的髒白羊」 。當地村民都很窮困，老婦一天只能吃到幾片洋山芋片，冬天一到，家家都去礦區偷泥炭，雖然人們像生活在「十月革命後的『後─新石器時代後』」裏，但這位決心歸隱的教師和瑪德瑞安娜相處得很融洽。主述者敘述著：「我盡責地吃光每一樣(瑪德瑞安娜)為我煮的東西，耐心地挑出頭髮啦，泥炭渣啦，或是蟑螂腿啦這一類東西」 。
瑪德瑞安娜勤勞簡樸、樂於助人，重感情、富同情心，但這樣一個典型的善良農民之所以晚景淒涼、一貧如洗，與其說是自取的，不如說是蘇聯政治社會演變的結果。瑪德瑞安娜年輕時，先是她的夫兄伊利亞追求她，不料伊利亞不久徵召入伍且宣告失蹤，三個月後她下嫁伊利亞的弟弟伊菲姆，不料婚後不久伊利亞從戰場返回，而後換成了她的丈夫伊菲姆上了前線，但這次真的從此不再回來。瑪德瑞安娜對伊利亞存有一份愧疚，她收養了伊利亞的女兒克拉為義女，因為她自己生的六個小孩沒有一個活過三個月，她親手一一埋葬了他(她)們。瑪德瑞安娜答應克拉，願意在自己死後把住宅旁的那間側屋留給她。後來，克拉與夫婿意外地獲得了一塊地，急需不易取得的木材，於是伊利亞要求瑪德瑞安娜在生前就把側屋讓出。基於年輕時一場「誤嫁」的愧疚，瑪德瑞安娜答應了要求，是伊利亞帶著女婿和友人前來拆屋，先是一陣狂歡牛飲，而後超載上路。瑪德瑞安娜原本可以不必跟去的，但她不放心一部托車綁著兩部雪橇，捨不得她被拆走的側屋。在途中，在一處無人看管的平交道上，一部沒有車燈的火車在倒車時迎面撞來，瑪德瑞安娜當場粉身碎骨、身首異處，「上帝(只)讓她留下一隻右手，好讓她向天上的父禱告」 。
官僚殺人，以民為狗
「瑪德瑞安娜的屋子」是一部俄羅斯的民族寓言，更是對蘇聯社會主義「以民為證」的血淚控訴，表現了索忍尼辛深沉的道德力量和強烈的批判意識。瑪德瑞安娜實際上是索忍尼辛心中的「俄羅斯母親」，一個蜷曲在他靈魂深處、既善良又迷信、既封閉又自足的「隱喻祖國」，面對這個「被詛咒」的國家，處在這個飽受戰爭與革命摧殘的國度，索忍尼辛沒有美化它，只是真情的體驗它、如實的感受它。
主述者深入內陸、荒村落腳，不只是一趟隱居之旅，而是深入祖國的心臟、潛入俄羅斯人民的內心，探索農民生活的血淚與辛酸。歷經蘇維埃革命、集體農場、社會主義改造，俄羅斯一點也沒有進步，什麼也沒有改變，除了帶來最後充當殺人兇手的轟轟火車之外，農民還是點著百年遺傳下來的「俄羅斯火爐」取暖過冬；「退休金」一節，暴露了蘇聯官僚「以民為狗」的冷漠和倨傲：瑪德瑞安娜在集體農場(kolkhoz)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紀，卻因她不直接參與生產，所以沒有資格拿到「個人退休金」，只能以「喪夫供養者」的資格申請，但她的丈夫即使死了12年，半毛退休金也都沒有撥下來；「偷泥炭」表達了俄羅斯農民的求生與掙扎，這種半公開的偷竊公物行動，像似一場「夜間革命」，不是為了叛變，而是沒有它人民就無法熬過酷寒的冬天。集體農場像一部「吸血機」，剝削了瑪德瑞安娜的勞(老)力卻不給付工資，農場盛產煤炭卻不願供給當地人民一點溫暖，「革命」既沒有使人民受惠反而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直到瑪德瑞安娜死去，直到這個「只是因為不喜歡養肥一頭畜生然後拿來殺掉所以不願養豬」的老婦死去，直到只留下一堆碎骨殘肉而魂歸西天以後，親戚們還在瓜分她的遺產。她有什麼遺產？不過是「一隻髒白羊、一隻跛貓、一排無花果樹盆」 。瑪德瑞安娜一生被誤會、被嫌棄、被糟蹋，但是主述者深深體會到，如果沒有這種俗語中所說的正直的人存在，整個城市就無法支撐，整個世界就會垮陷！
「我們從不犯錯！」
同期發表的「克雷奇托夫卡火車站上的一件小事」，說明了在一種錯誤和愚昧的制度下，一個再善良的人也可能犯下終生良心不安的蠢事。故事坐落在二次大戰德國入侵蘇聯時期，主角瓦斯亞．左托夫中尉(Lieutenant Vasya Zotov)是一個火車調度官，一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working-class intelligentsia)，他認真而負責地依據上級命令，妥善安排車班表，運用有限的資源和人力，將物資和人員接來送去、迎來運往。他因為深度近視無法調往前線作戰，但他努力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自己進行愛國主義的精神武裝。他十分關切這場祖國保衛戰，憂心懷有身孕的妻子身陷敵軍占領區。然而，這場瘋狂的戰爭令人感到困擾和迷惑：為什麼蘇聯紅軍總是無法阻擋納粹的進攻？哪裏可以找到解釋這場戰爭軌跡的資料？在這潮濕、黑暗、髒亂的調度站裏，該拿什麼東西來安慰自己？儘管左托夫是一位忠實、堅定、負責的人，但他內心卻是孤獨、焦慮和絕望，因為一個「偉大的信念」極可能傾刻消失，一個剛剛組成的家庭極可能一夕瓦解。戰爭的陰影使人幾近精神崩潰，在他腦裏，始終縈繞著一首在後備軍官營晚會中朗頌的詩：
我們的村莊被燒了，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家園……
只那一念打擊著我們嚴備以待：
啊！什麼時候，啊！什麼時候那一刻到來我們可以止住德軍的前進？
……….
如果列寧的偉大目的失去，那剩下還有什麼我們可以為它而活 ？
即使在戰火綿延、人心脆弱的年代，左托夫也不輕易近褻女色。他拒絕了一個可愛的女同事對他的愛慕，「他寧可同一個帶著三個孫子的老婦人住在一間又髒又不暖的房子裏，又是睡在對他來說是太短了的不舒服的箱櫃上」 。儘管如此，左托夫和佛羅絲亞姑母(Aunt Frosya)這一家人建立深厚的情感，因為他要守護一份忠貞，堅持一份誠實，一種「神聖的憂愁」。他沒有心情用女人來安慰自己，尤其當一切所愛的都在毀滅的威脅之下。一天夜裏，一個在前線潰敗而遣返的軍人來到站裏，當左托夫知道這個身份古怪、衣著襤褸的人是一個演員時，他熱情的接待他，不料在談話中發覺這個陌生人竟然連史達林格勒在哪裏都不知道，左托夫警覺到，他一定是個間諜。左托夫偷偷向秘密警察(NKVD)告密，陌生人因此遭到了審判。儘管左托夫認為自己做了該做的事，但始終懷疑陌生人到底是不是間諜？他幾次向安全部詢問，得知陌生人已被「挑選出來」送去勞改，雖然左托夫沒有停止懷疑，但安全局的回答卻是：「我們從來不會犯錯」(we never make mistakes)！
良心與極權的對比
有多少人像這個陌生人一樣，只因為小小的疏忽，只因為有點懷疑或漏洞，就在他人「做該做的事」之下，被送進暗無天日、抽筋挫骨的勞改營；而左托夫這個既愛國又誠實的正人君子，為何又在糊里糊塗下犯下使他人含冤一生的傻事？這個陌生人是否真是個間諜？這一點點的懷疑難道不是一件大事且應該慎重查明？左托夫是否受到良心的自責？還是說，在祖國大難中個人微薄的生命根本不足掛齒？這些，索忍尼辛沒有給出答案，他只呈現一種「個人良知」和「極權體制」的對比：再善良的人也會在吃人體制下迷失自我。可以確認的是，這個偉大的國家在提醒左托夫：不可誠實，因為誠實會犯錯！不可摸著良心，因為良心令人痛苦！
一個制度之所以「絕不犯錯」，是因為這個制度絕不放過任何的懷疑，絕不會在良心的醒悟之前捫心自問。(下週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