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02

形上的流亡 之五


之五
索忍尼辛在蘇聯境內發表的第三部短篇小說「為了主義」(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 1963)book cover of   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   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以直接而露骨的寫實手法,揭穿了蘇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謊言,看穿了共黨官僚主義的歪嘴斜臉。小說不僅令蘇聯當局尷尬難堪,更埋下索忍尼辛不久遭到終生驅逐的禍根。
一種主義,兩種人性
故事坐落在來阿曾(Ryazan)小鎮一所工業專科學校,這所學校面臨嚴重的資源短缺問題:校舍擁擠、宿舍不足、實驗室狹小、獎學金太少。在政府補助斷炊乃至坐視不管之下,老師和學生靠著自己的勞力和熱情,徒手自行搭蓋校舍。經過幾年努力,新校舍終於完工,學生充滿希望準備搬遷,但政府的驗收契約遲遲不下來。突然一天,上級來了一個視察團,態度傲慢地宣稱將把一個「國家級」的研究所設立在這所學校之內,這意味著國家研究所準備霸占學校校地,奪取校舍和建築物,這將導致學生的教育環境更形惡化:學生面臨失學、失教的噩運,教師內心充滿失望、失信的忿悶。校長於是決定出面奔走,向官僚體系奮力一駁。最後,校長從區黨書記那裏獲得的答覆是:學校將在附近獲得一塊地,學校師生可以自行興蓋校舍。但實際上,這是一個緩兵之計的謊言,區黨書記早已偷偷在重畫勘界,暗中侵蝕學校的院地……。

作為一部消失世代傷感懷舊的小品,故事本身記錄了一個斑剝鱗落、逐漸淡忘的「時代真相」。索忍尼辛塑造了「熱情人民/自私官僚」的對比,從中析離出「兩種主義」的真假模式:一是為了主義而積極獻身,一是利用主義而謀取私利。年輕的蘇聯新生代,充滿著希望與熱情,但他們不知主義其實只是領袖意志的偽裝,主義只是一堆塗在臉上為了遮掩共產主義痘瘡的粉妝。索忍尼辛以「反諷」為手法,透視了一個官僚吃人、謊言密佈的社會。

青春與熱情,在這部中篇裏以誇張的形式來表達對蘇聯體制的反諷,校長的徒勞不功,代表知識分子對蘇聯體制的絕望。這是一種什麼體制?這就是用口號代替力量、用精神的亢奮灌充物質的匱乏、用標語代替數字的體制,一種官僚壓倒專家的「國盜」─國家扮強盜─體制。區黨書記就是這個體制的縮影,一個「史達林人」(Stalinist man),一個權力寄生者,在一個非人的專制社會中,像隻夜晚的跳蚤、人性的蛀蟲。
主義:國家暴力的修辭
「為了主義」出版後,引起蘇聯內部極大的爭議,「蘇聯作家協會」一群御用作家,對索忍尼辛發起「醜化社會主義」的強烈攻擊。無獨有偶,「為了主義」在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的《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 1958)之後不久出版,從此,兩人就被打成「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兩大叛徒」。然而,如果「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是指從人民日常生活中汲取創作的泉源和題材,以對抗資產階級敵人,那麼索忍尼辛正是這個「虛假口號」之下從事「真相寫作」的作家,因為他所對抗的,正是打倒了舊資產階級以後形成的「新共產階級」。
「一切為了主義」不只是一句共黨官僚的口頭禪,而是國家貪腐的權力修辭(rhetoric of power),一種獻身的暴力(violence of commitment)。「主義」是什麼?如果一切都是為了主義,那主義又為了什麼?索忍尼辛旨在表明,主義在蘇聯是一顆萬靈丹,是一隻批著雙翼的怪鳥,左翼是「矛」,右翼是「盾」,它一方面教化天真善良的人,讓他們心甘情願地交出靈魂與生命,它一方面對付異議者,對之進行面不改色的整肅、清洗和驅離。主義,既是目的也是工具,在此意義上,主義就是最大的個人主義,因為它最終服從於領袖意志,一種純粹的個人意志,一個偉大且不可動搖的個人專制。
單車尋遊古戰場
1966年的「肚袋.左卡」(Zakhar the Pouch)是索忍尼辛在蘇聯境內發表的最後一部短篇小說,這是一部悼念14世紀俄羅斯一處古戰場的單車遊記,一部試圖喚醒歷史記憶的民族悼詞。由於這部作品,使許多評論家認為,索忍尼辛雖然是一位蘇聯政治的異議作家,但在文學傳統上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俄羅斯民族作家,在他身上,斯拉夫民族情感要遠勝於他的反共激情與鬥志。

公元1350年9月8日,「韃靼─蒙古人」(Tartaro-Mongols)入侵俄羅斯,12萬大軍直逼頓河(Don River)橋邊,爆發了俄羅斯史上著名的「庫立可佛戰役」(The 作Battle of Kulikovo)。俄羅斯各公國組成8萬聯軍,在維拉迪米爾(Vladimir)大公爵地米垂.伊凡諾維奇(Dmitri Ivanovich)的領導下,與馬眉(Mamai)領軍的蒙古騎兵隊進行會戰。這場戰役極為慘烈,最後俄羅斯獲勝,逐步逆轉了韃靼人對莫斯科的暴力統治。著名的俄羅斯建築家蘇契舍夫(Alexey Shchusev)曾為這個古戰場設計和興建紀念教堂,俄羅斯象徵主義派詩人波洛克(Alexandr Blok)曾作「在庫立可佛戰場上」(In The Field of Kulikovo, 1909)一詩以資紀念。庫立可佛戰場、古教堂、浪漫戰詩,對俄羅斯人而言具有崇高的民族象徵意義。

敘述者單車尋遊古戰場,造訪戰爭紀念碑,緬懷捐軀戰士,發思古幽情,小說流露出索忍尼辛濃郁的民族情感。在這片荒草埋徑、土泥撲香的原野上,「我們所走過的,盡是像一片保留地所具有的那種幸福的感覺,沒有任何聲音打擾我們默念那金髮戰士的命運,十人之中有九人已經躺在土面七尺以下,他們的屍骨已經化為塵土,好讓神聖的俄國得以清除掉異端的回教徒」 

畫家筆下的「庫立可佛戰役」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Kulikovo
然而,歷史記憶已經褪色斑剝,民族的激情已經冰化,「此地所發生的乃是俄國人命運的一個轉捩點,……然而這個地方卻被藐視、遺忘」 。官方不僅沒有盡到保護民族古蹟的責任,只派個綽號「肚袋」(the Pouch)的怪胎式人物─他總是把所有吃喝的東西和訪客登錄文件放在一個外衣口袋裏,活像一隻掛著肚袋的袋鼠─來看守這荒廢不堪的古戰場;而那座紀念教堂,裏面的東西都已被拆得一乾二淨,愚昧的農民把教堂鋪地的石板挖出來鋪他們自己家的院子,把教堂五個圓頂的金屬全都拆去作他們自己的用途,因此圓頂變成了透明。敘事者努力召喚那隨風飄逝的歷史記憶,撫慰那數萬名「像麥子一樣被割倒下來」的戰士幽靈。在這靜靜的頓河岸邊,曾有多少俄羅斯戰士在此秣馬厲兵,曾有多少青春臉孔朝下俯地,永遠躺在母親大地的懷裏。當夜晚來臨,滿月升空,紀念碑和教堂的輪廓會在穹蒼之下形成一座黑銀幕:戰斧和馬啼、雷電和閃光,會在這歷史的黑幕上疾速奔馳、若隱若現。

詩人波洛克(Alexander Blok, 1880-1921)
http://pmeyer.web.wesleyan.edu/206/206authors.html

民族健忘的傷感見證
通過「左卡」這一外表兇惡內心卻深負責任感的人物,索忍尼辛塑造了典型「斯拉夫農民」的獨特性格,一種集愚眛與忠誠於一身、集內斂和激情於一體的粗曠性和隨意性。斯拉夫民族千年散居酷寒的北方極地,他們依賴嚴謹的東正教,維繫這個地廣人稀的草原帝國。但自「十月革命」以來,共黨極權體制割斷了帝國傳統,人民被分成兩個階級相互猜忌對立,帝俄文明被劃入「反革命」的黑地而閹割封存。左卡雖然是個出身低微的農民,但他的職守卻是個古績維護員、民族精靈的守護者。他每天在那寒霜的早晨中從乾草堆中起身,每天在冰冷的夜幕下在草原上擁地而眠,一步也不離開那記憶中的聖地。他僅有的武器就是一把短柄小斧頭,日夜守護這荒丘漫草中的古碑,瞻望那殘垣斷壁的聖殿,「好像他以為一大群的異教徒在某一天的晚上會馳騁而來把紀念碑打倒,而他得用他那柄小斧頭獨自面對他們」 

實際上,左卡和「為了主義」中的區黨書記,形成的正是一種「革命蛀蟲」和「民族衛兵」的鮮明對比,在「列寧西裝」和「農村布衣」之間,呈現的是「新失落」和「舊忠誠」的反差與對照。左卡是一個活在幾個世紀以前記憶的舊人物,革命、進步、馬克思主義等等新生事物他毫無意義,列寧、史達林對他而言只是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他所信守的是一種歷經數百年已被時光巨輪碾碎殆盡的價值,但他用自己的歲數延長了民族精神的壽命,用他的體溫為民族遺體生溫取暖,於是,懷舊是他所有存在的意義,守靈是他終生不變的職責。「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時間對左卡而言似乎已經停擺休滯,空間成了策馬入林的停格記憶。但即使歷史的軌跡已經難以辯視,左卡本身就像個活古績、鮮歷史,他反映了人類遺忘傳統的愚蠢,譏諷了「革命蘇聯」的輕薄與無知。

「肚袋.左卡」像似一篇「歷史召魂記」,更像一部記憶復現的民族史詩,這部小品與其說是記錄發黃變色的民族逸事,不如說在替「人類健忘症」作出感傷的見證。(下週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