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品牌自作自受 反品牌运动的策略4>

但是今日，由于蓬勃发展的反企业运动人士采用文化反堵的幽默美学，再加上收复街道人士的活力，情况开始改观。由于抗议品牌者的新立场就是像“水蛭般”死缠企业不放，他们确实从商标光芒中取得了始料未及的好处。品牌的光芒太亮，连反对人士都得以享受其光芒。这种危险的品牌化策略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有损于反对运动的政治纯度，不过这种策略显然能吸引众人的注意。反企业活动从广告营销的力量和大众吸引力中汲取能源，再将那股能源朝成功殖民我们日常生活的品牌回掷过去。 你可以在许多反企业运动中看到这种柔道策略：邀请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来拜访第一世界国家的超级商店——一旁架设无数台摄影机。鲜少新闻台能抵抗这种专为电视设计的事件；瞧瞧，印度尼西亚的耐克工厂女工发现，她每天拿两块美元拼死命制造的运动鞋，竟然在旧金山的耐克城一双卖120美元。从1994年起，至少举办过五次让印度尼西亚耐克工厂工人到北美和欧洲参观的活动——因尝试在耐克工厂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苏卡西（Cicih Sukaesih）已经来过三次了，她的旅行是由劳工团体、教会和学校团体联合赞助的。1995年8月，两名盖普裁织工人，来自洪都拉斯的17岁的莫利纳（Claudia Leticia Molina）以及来自萨尔瓦多的18岁的菲拉（Judith Yanira Viera）向数十名盖普店门口的群众发表演说。也许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5岁的童工温迪•迪亚兹（Wendy Diaz）出现在美国国会前，呼吁消费者正视童工问题了。迪亚兹从13岁开始就在洪都拉斯的工厂缝制凯瑟琳•李•吉福德出品的裤装。她证实“大约有100名年纪比我还小的人——13、14、15岁，有些才12岁……有时候他们会把我们留下来工作一整晚……工厂领班对我们大吼大叫，要我们工作快一点。有时候他们会把衣服丢到你脸上，抓你或打你……有时候经理会摸女孩子，摸我们的腿，假装是开玩笑。我们有很多人想去上夜校，可是不行，因为他们总是要我们加班。” 没有团体比查尔斯•克纳汉（Charles Kernaghan）领导的国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更会钻品牌化经济的各种漏洞了。1994到1999年之间五年，该委员会在纽约的三人办公室运用绿色和平风格的媒体策略，比近百年来花下数百万美元的国际工会运动更能吸引大众关注血汗工厂的苦难。正如成衣产业的圣经《女性服饰日报》（Woman’s Wear Daily）所写：“克纳汉和其反血汗工厂战役炮轰成衣产业滥用劳工的问题，这可谓三角衬衫工厂大火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一波运动。”该委员会的战绩并非靠游说政府甚或组织劳工打出来的。它所做的就是污毁品牌世界里几个装点得最闪亮的商标。克纳汉的做法很简单：首先挑选美国最卡通化的代表人物，从真实的卡通人物米老鼠到虚拟的卡通人物凯瑟琳•李•吉福德，然后再制造影像与真实之间的正面冲突。“他们的存活都靠影像，”克纳汉谈到敌对的企业时说，“这给了你控制他们的力量……这些企业都是容易攻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