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品牌自作自受 反品牌运动的策略5>

克纳汉有文化反堵的天赋。他知道他可以把海外的血汗工厂“推销”给美国媒体——媒体虽然向来恶名昭彰，对劳工和非英语地区的问题有偏见。不过，他所要做的就是避开含糊的劳工法和玄秘的贸易协议，将焦点集中在违反法令的厂牌即可。这套公式使血汗工厂受到《六十分钟》及《20/20》节目以及《纽约时报》的严密审查——最后《硬拷贝》（Hard Copy）甚至派了个小组，协助克纳汉于1997年前往尼加拉瓜血汗工厂实地考察。 八卦节目和大胆的劳工团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对立的阵营。我们的文化为名人着迷，若是哪个名人陷入丑闻案，大众就为之骚动。克纳汉掌握的契机就是对商标的疯狂执迷，不只可延伸至商标的打造，更可延伸至商标的毁灭。耐克的血汗工厂之于劳工报道，就像是拳王辛普森的诉讼之于法律程序：都是上佳的题材。而劳工委员会不论好坏（批评者当然说它是坏的），确实是劳工运动的《硬拷贝》，永远都在寻找闪耀的名人殿堂与残酷大街上真实生活之间的交集。 克纳汉举出事实数据，说明由迪斯尼成衣、耐克跑鞋、沃尔玛货架和个中要角的个人财富所架构出来的全球化经济，然后再把这些数据用统计公式加以换算，以之为利器，像木棍似的四处挥舞。举例而言：中国岳阴（Yue Yen，音译）的耐克工厂所有5万名员工，必须工作整整19年，薪水才能等同耐克一年的营销预算。沃尔玛的年销量总值比海地的全年预算高120倍；迪斯尼首席执行官艾斯纳的时薪是9783美元，而海地员工一小时只赚28美分；一个海地员工要花16年又10个月才能赚到艾斯纳一小时的收入；艾斯纳1996年用来投资股票的1.81亿美元，足够养活他的1.9万位员工加上其家属长达14年。 典型的克纳汉做法，就是将《101只斑点狗》（101 Dalmatians）电影里大麦町优渥的生活环境，拿来与缝制迪斯尼卡通人物成衣的海地工人所居住的陋屋互相比较。他说，这些动物的“狗窝”有柔软的床，加热台灯，有随传随到的兽医照料，吃的是牛肉和鸡肉。然而，海地工人却住在疟疾盛行、痢疾传染的茅屋里，睡在吊床上，几乎买不起肉，也没钱看医生。靠着对比品牌生活以及生产现实，克纳汉得以施展他的营销魔术。 劳工委员会的活动（并非一般灰暗的劳工集会）对于商标光芒可说是物尽其用。1997年10月，纽约市的游行可资证明：游行从迪斯尼超级旗舰店对面的时代广场开始，沿着第七大道，经过梅西百货（Macy’s）的汤米•希尔费格橱窗，再走到巴诺书店，最后抵达史坦百货公司（Stern’s）。这个“假日良心季”的集会一开始，就可见视觉布景为所有的歌曲及演讲助阵，那就是曼哈顿区最出名的几个商标：天边可见巨型的红色耐克飞扬符号，麦克赛尔（Maxell）老兄坐在躺椅上听“数字音响”，欣赏3D的百老汇《狮子王》，浑然忘我。当UNITE的领袖杰伊•梅热（Jay Mazur）大声宣告“血汗工厂卷土重来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时，他的头上是高耸的小美人鱼霓虹灯所形成的光圈。另一个由劳工委员会赞助的抗议活动在1999年3月举行，参加者将一只大型的橡胶老鼠放在迪斯尼商店门口。由于克纳汉的招数不要求参与者弃绝流行文化，因此他有很多学生支持者，其中许多人参与集会，亲身投入文化反堵。高中生和大学生穿上毛茸茸的动物装，呼应狂吼文化的卡通美学：6英尺高的粉红猪举的标语牌是“猪反对贪婪”，点心怪兽拿的牌子是“没有正义，就没有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