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品牌自作自受 反品牌运动的策略6>

对劳工委员会来说，商标既是目标，也是道具。这也是为何克纳汉在对群众（大学校园、劳工集会游行，或是国际会议）演讲时，他的著名购物袋里从来少不了迪斯尼服饰、凯瑟琳•李•吉福德的裤子，以及其他知名品牌的行头。他上台的时候，会把薪水单和价格标签拿出来说明，究竟工人制造产品的酬劳与消费者购买时付的钱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去海地和萨尔瓦多加工出口区访问时，也带着购物袋，他从袋子里拿出许多东西给工人看，其中包括工人自己缝制的产品的价格标签。他在写给艾斯纳的信上，描述了工人惯常的反应： 前往海地之前，我去长岛一家沃尔玛，买了几件在海地制造的迪斯尼衣服。我把这些衣服拿给工人看，他们一眼就认出那是出自他们之手的……我拿起一件四号的印第安公主T恤，让他们看沃尔玛的标价是10.97美元。不过，一直要等到我把钱换算成当地货币，172.26海地币，他们才突然一起发出充满震惊、不相信、生气，并且混杂了痛苦和伤心的叫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件印第安公主T恤看……每一天，他们都制造几百件的迪斯尼上衣。然而单件的销售价格所值竟等同于他们将近五天的工资！ 海地迪斯尼工人不可置信的惊叫模样，被克纳汉的同事用摄影机拍摄下来，并剪辑到劳工委员会制作的纪录片《米老鼠到海地》（Mickey Mouse Goes to Haiti）里。这个纪录片在北美和欧洲的几百个学校及社区中心放映过，许多年轻的运动分子都说，这个镜头是促使他们参加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关键因素。 另一种商标交流 得知工资和零售价之间的差距，这对工厂员工来说很具震撼力；一如我在甲米地所见，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多少。举例而言，在甲米地出口加工区的全亚（All Asia）工厂，老板通常将Sassoon裙子的价格标签亮给员工看——52块美金，他们说，“标价就放在纽扣边，当我们经过包装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价钱，”女裁缝工告诉我，“于是我们就把价钱换算成披索，然后工人不禁问起：‘既然工厂卖的是这种价格，那我们为什么拿到这么少的薪水呢？’”管理阶层听闻这些公开讨论之后，全亚工厂里就再也看不到价格标签了。 事实上我发现，即使想找出哪些品牌是由甲米地区上锁大门后的工厂制造的，这也得花上相当的侦探功夫——这也就是区外的工人协助中心（Workers’Assistance Center）花的功夫。该中心的一面墙壁被看起来极像罗洛•乔•富的商标补丁布所覆盖。整个广告牌上钉满了服饰的商标：丽诗卡邦、艾迪堡（Eddie Bauer）、Izod、Guess、盖普、爱伦瑞丝（Ellen Tracy）、沙宣、老海军。板上每一个商标的旁边都写着其制造工厂的名称：V.T.Fashion、全亚、Du Young。工人协助中心的发起人相信，将品牌连上其制造工厂，这对激励工人挺身捍卫自己的权益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因为工厂的老板总是哭穷。如果工人知道自己缝制的老海军牛仔裤在美国售价是50美元，他们就会更勇于争取加班费，甚至投资方承诺已久的健康补助。很多工人也盼望能得到这项信息，因此他们会冒险从工厂挟带服饰的价格标签出来；他们趁工作时把标签藏在口袋，祈祷在门口执行安全检查的警卫不会发现这些纸片，然后再将之带回工人协助中心。中心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出这些品牌背后是哪一个企业——这工作并不怎么容易，因为许多厂牌根本不在菲律宾销售，而会在当地销售的品牌也只有在昂贵的马尼拉游客购物中心才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