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超越品牌之外 品牌政治的局限9>

这堆准则的最上层是经济要务会议（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CEP，纽约的消费者监督团体）与几家企业联合拟定的一套准则。CEP计划将检视工厂是否遵守包括首要议题如健康、安全、加班、童工等规定的标准。依循这套模式，名牌跨国企业如雅芳和玩具反斗城，索性不将自己的准则推行到全世界，而直接找符合此套标准的工厂进行合作。然后，工厂将接受某私人审核公司的监督，目的是确保工厂遵行上述名为“SA8000”的标准（SA代表Social Accountability：“社会可信度”）。对许多跨国企业而言，这项计划显得太过苛求；例如美国成衣制造商联盟就自行制定一套较为宽松的自发守则，这亦能确保工厂为“零剥削”。 毫不令人意外，截至1999年中期，整个血汗工厂的议题已堕落成互相争战的守则迷宫。加入克林顿成衣工业合伙守则的工会和宗教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其执行不力，监督不实，并起而控告参与的人权团体“吃里爬外”。学生反剥削运动分子对参与克林顿合伙计划的校园，发动攻击性的抗争，坚持由企业本身拟定或监督的准则根本不会有任何效用。监督必须由公会或人权组织来进行。 几个大型人权团体及企业组织的奇怪汇合，也使事情更加复杂化。1999年，全球最恶名昭彰的几家跨国企业，道氏化学（Dow Chemical）、雀巢、力拓（Rio Tinto）以及加州联合石油公司，赶着与人权团体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建立合伙关系。他们一起成立了新的网状组织，其名称包括商业人道论坛（Business Humanitarian Forum）、发展合伙人（Partners in Development）和全球支持发展机构（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ility），承诺“改善全球企业及人道组织之间的沟通及合作”。他们说，跨国企业和人权团体其实拥有相同的目标：人权是对企业有益的——是“第三底线”（third bottom line）。 这么多家跨国企业改弦易辙，这很容易被长年与耐克和壳牌石油苦战的运动组织视为全面的胜利。也许企业真的找到明路，而我们现在都站在同一阵线上了……哈佛商学院教授斯巴（Debora L.Spar）是欢呼迎接这个崭新时代的人之一。她认为，反品牌运动已经成功使企业脸上无光，品牌企业再也没有理由为了商业利益允许虐待行为的存在。她称这个理论为“聚光灯现象”（spotlight phenomenon）。再也没有外在规范的必要了，因为“公司将自行舍弃有虐待行为的供货商，或迫使其改进，因为现在这样做对该公司的商业利益是有好处的。”她写道，“聚光灯并没有改善美国经理人的道德观，但是改变了企业的底线”。 像耐克这类的公司，无疑已经了解损害劳工权益将使自己付出何等代价。不过打在企业脸上的聚光灯是流动而随意的：它照在全球生产在线的几个角落，但是黑暗仍笼罩在其余地方。这个过程不仅没有保障人权，反而使人权受到选择性的尊重：改革行动似乎只出现在灯光最后照射的地方。也毫无证据显示，这类的改革行动已经形成普遍的企业道德行为标准，能通行全球；而且现在也还没有见到任何全球实施的系统之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