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当地的对外政策 学生与社区加入斗争4>

然而，同一批企业有时会发现这种“合作关系”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坏处：与赞助案相伴而来的并非总是企业所期待的那种被动的顾客忠诚心。处于企业道德备受注目的年代，学生发现，引起冷漠企业关注的上佳良方，就是大声抱怨自家大学之官方品牌所举办的课外活动--不管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耐克、麦当劳、星巴克抑或北方电信（Northern Telecom）。不同于一味抱怨无影无踪的“企业”，年轻的运动人士转而运用自己身为被赞助者的身份，向侵入校园的势力展开报复。在这种动辄得咎的脉络里，侵略意味浓厚的赞助案可充当政治催化剂，激发范围广泛的辩论，从不公平的劳动环境到与独裁者交易，无所不包。你只要问问百事可乐就知道了。 百事可乐（一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一直是收买学生以培植专属市场的前驱者。其专卖、排外的贩卖机成为后来许多企业跟进的榜样，而百事可乐公司名下的快餐店也是第一批在北美高中和大学校园扩张的企业之一。百事可乐的首个校园交易是1993年与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的合作。因为当时校园营销还是多少令人不快的议题，很多学生立刻很脑火自己必须被迫替企业产品背书，决定不给校园的官方饮料好脸色看。“公共利益及研究团体”（Public Interest and Research Group，此为横跨北美的校园社会正义组织的网络，一般称为PIRG）的该校成员，发现百事可乐在缅甸这个残酷的独裁政权国家生产及贩卖饮料。卡尔顿学生不确定该如何回应这项信息，于是就在几个BBS站贴了封告示，说明百事可乐在缅甸的生意。没多久，渥太华这个组织就迅速壮大，并将数百个“校园运动工具箱”分送出去，里面有手册、请愿书以及“一定要抵制”和“百事可乐，骗子”的标语贴纸。“你要如何帮助解救缅甸？”某份手册问道，“对学校施压，要学校终止与百事可乐达成的食品及饮料合约，直到该公司离开缅甸为止。” 很多学生真的这么做了。结果，在1996年4月，哈佛拒绝了100万美元的百事可乐销售案，原因是该企业在缅甸从事交易。斯坦福大学则估计让百事可乐亏了80万美元，因为2000位学生签署请愿书，阻挡在校园里兴建隶属百事可乐旗下的塔可贝儿餐厅。在英国的代价更高，因为当地校园饮料的合约都是由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统筹商定的。“百事可乐才刚打败可口可乐，拿到合约。”Third World First伦敦总部的休斯（Guy Hughes）回忆道，“百事可乐在全英国有800个学生联合会的据点，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筹码向百事可乐施压。后来（学生联合会）得以与百事可乐会面，原因之一在于百事可乐发现这场抵制运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