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三个品牌的故事9>

毫不令人意外，耐克并没有将薪水加倍，但是三个礼拜后该公司宣布为30％的员工调涨25％的薪水。这个做法一样无法平息超级商店外的抗议群众；5个月后，耐克又再度出面，宣布企业责任副总裁艾特尔（Maria Eitel）口中的“耐克所推出的积极的企业责任行程表”。于是，在1999年4月1日，员工再加薪6％。耐克并且开放胡志明市附近的越南工厂，让健康安全监督小组前往探视，发现情况已好转许多。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Berkeley）的欧鲁克（Dara O’Rourke）报道，这家工厂已经“在过去18个月以来推行重要的改善，看起来，工人接触有毒溶剂、黏着剂及其他化学成分的危险已大幅度减少”。这份报告如此受人瞩目，原因是欧鲁克的调查是完全独立的：事实上，大约两年以前，他曾因披露由安永主持的调查报告而激怒耐克（该报告指出耐克对同一家工厂内的众多违法情事置之不理）。 欧鲁克的报告并不全是光明的。还是有些老问题，比如空气质量、工厂太过闷热、安全装备等——而且他只参观了一家工厂而已。此外，耐克千呼万唤始出来的6％调薪方案仍然有待加强；这项调整使每小时工资提高一分，但是在通货膨胀和货币震荡的情况下，这份薪水只等于经济萧条前耐克薪水的一半。即便如此，这些改变仍旧意义重大，对于一个两年前还扮演无敌的全球购物者角色，声称只有承包商有权决定薪资、订定规则的企业而言。 耐克在面对猛烈公关攻势时的软化，证明了侵略性的营销手法加上罔顾劳工权益的行径，这在各行各业人士的心目中都是不公平，且不值得支持的。此外，有许多抗议人士不愿轻易放过耐克，因为这样做意味着纵容资本主义一贯的作风。反过来说，似乎有一部分的公众心态是想踢一踢这家最大、也最极端的运动用品巨人的屁股——我说的是真的很想哟。耐克的批评者已经表明他们不希望这件事被安抚人心的公关伎俩瞒天过海；他们要将之摊在太阳底下，好就近监督。 大体而言，这是因为批评耐克的人知道，这家公司的血汗工厂丑闻不是一连串诡异意外的结果：他们很清楚，针对耐克的批判适用于所有外包给全球工厂制造的名牌鞋企业。不过这非但不能替耐克脱罪，身为市场领袖的耐克已经变成这股广泛憎恶感的最显著目标了。它也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极端行径的典型案例：从耐克成功获利的人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就连小孩子也看得出这幅画面的错误在哪里，而且事实上正是儿童与青少年对此的反应最敏锐（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