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品牌自作自受 反品牌运动的策略7>

然而，过去几年以来，要搜寻这些资料变得容易多了，部分因为运动人士之间的全球交流显然愈来愈活络。有了资金稳定的非政府机构及工会的旅游赞助，位于罗萨里奥的小小劳工协助中心也能派代表前往亚洲各地、德国及比利时参加研讨会。我首次见到协助中心的干部图伊科是在甲米地，隔了两个月之后，1997年11月我又在温哥华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人民高峰会（People’s Summit on Apec）上见到她。该会议有数千位各国的运动分子前来参加，时间特意安排与18个亚太经济团体领袖（包括克林顿与江泽民）的会议相同，当周他们在温哥华开会。 高峰会的最后一天，图伊科和我离开研讨会，花了一个下午在繁忙的罗布森街（Robson St.）上闲逛，在贩卖甲米地制造的商品的连锁店内外穿梭，我们一发现标签上写着“菲律宾制造”的字样，就赶紧拿笔记下型号和价格。她回到甲米地后，会将价格换算成披索（并且将母国贬值中的货币汇率纳入考虑），小心翼翼将之贴在协助中心办公室之告示板上的标签旁边。只要有劳工因为不满非法解雇、薪水缩减或连续加班的情事来到中心，她和同事就会指着板上的数字给他看。他们一起计算加工区的女裁缝工要花几个礼拜才买得起一件盖普儿童睡衣给自己的小孩穿；而员工回到拥挤的宿舍后，或者在闷热的工厂午餐时间，就会口耳相传这项惊人的数据。于是，消息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 几个月后，我收到图伊科的电子邮件，继而再度想起我们的“血汗工厂”之旅（根据《国家》 [The Nation] 的作家普雷斯 [Eyal Press] 的形容）。她告诉我，劳工协助中心终于成功让区内两家成衣制造厂成立工会。标签上的商标是什么呢？盖普、Arizona Jeans、Izod、J.C.Penny以及丽诗卡邦。 全球行动 70年代初，就一直不断有女性敦促姊妹们，不要仅止于讨论时尚美容业对西方消费者的压迫，更要体察全球无数位挥汗让西方女性穿着入时之女性的苦难。二三十年代，埃玛•戈德曼与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Garment Workers’Union）用血汗工厂工人之名发动女性运动，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些联系似乎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虽然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不断试着在政治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但是这种跨国的努力成效一直不如同工同酬、堕胎合法化的议题明显。不知何故，70年代的口号“个人即政治”，似乎更适用于讨论时尚如何影响女人对自己的感觉，而非全球化机制如何使成衣工业驱策别的女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