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三个品牌的故事14>

壳牌面对尼日利亚国内日渐高涨的怒气，便于1993年撤出奥格尼区（Ogoniland）——此举只促使军方更有彻底清除奥格尼反抗声浪的压力。从尼日利亚军方的河流省内部保安军队（Rivers State Internal Security Force）的领导者那儿流出的一张便条，即清楚说明了一切：“除非展开残酷的军方行动以确保经济活动能顺利进行，壳牌的计划仍然不可能推行……建议：破坏MOSOP的集会以及其他聚会，让军方有理由固定在场戒备。打击各社团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组织的发言分子。” 1994年5月10日，也就是这张便条写就五天后，肯•萨罗－维瓦表示：“就是这样。他们（尼日利亚军方）会把我们全部逮捕，然后处死。一切只为了壳牌石油。”12天后他被拘捕，以谋杀罪遭受审判。在接到判决之前，萨罗－维瓦向法庭表示：“我和我的同事不是唯一遭受审判的人。壳牌也在遭受审判……这家公司虽然确实逃过了这次的审判，不过它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然后，1995年11月10日——尽管国际社群广加施压，包括加拿大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德国与法国政府亦然，但态度则较谨慎——尼日利亚军政府仍然处决了萨罗－维瓦及其他8位同行的奥格尼反壳牌活动领袖。这件事从此演变成国际事件，人们再次包围壳牌加油站示威，全面抵制这家公司。旧金山的绿色和平组织人士把处决萨罗－维瓦的事件重新搬演上台，将绞索绑在高耸的壳牌商标上（见384页图）。 如同抢救街道运动的约翰•乔丹对跨国企业的看法：“偶然之中，他们也帮我们了解到所有的问题都出自同一个系统。”请看这套互相联结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坚持把巨无霸石油平台沉到英国海底的壳牌，同时还与尼日利亚的人权抗争有所牵扯，同年它还裁了员（尽管获利甚巨），一切都只为了让石油流入伦敦的汽车里——这不就是抢救街道运动兴起的肇因吗？由于肯•萨罗－维瓦是诗人，也是剧作家，所以他的案例亦受到国际言论自由团体PEN的关注。许多作家，包括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以及诺贝尔奖得主纳迪娜•戈迪默（Nadine Gordimer），都声称萨罗－维瓦有反对壳牌的言论自由权，并将对他的处决视为自伊朗政府对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发布追杀令悬赏其人头以来最出名的言论自由迫害案。戈迪默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里写道：“在现况下购买尼日利亚的石油，等于就是买石油以交换鲜血。是他人的鲜血；是对尼日利亚人执行死刑。” 在这两波反壳牌运动中，可看得到社会正义、劳工与环保议题的合流，这并非偶然——这指出新兴的全球抗议活动精神的核心。肯•萨罗－维瓦是为保护自己的环境而被处死的，不过环境所包含的不只是壳牌势力所侵占蹂躏的三角洲而已。壳牌滥用奥格尼人的土地，这不只是环保议题，也是社会议题，因为，当天然资源企业到第三世界国家采油挖矿时，其标准就会自动降低，这已然是恶名昭彰的事实。壳牌的抗议者很容易就发现，该企业在尼日利亚的作为，与它和前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勾结史、其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之东帝汶的帝汶地堑上的频频出现、与秘鲁亚马逊区纳瓦人（Nahua）的暴力冲突，以及和哥伦比亚安地斯的乌瓦族人（U’wa）的对立（该族之人于1997年1月发出威胁：如果壳牌继续进行钻油计划，他们将集体自杀），都存在着平行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