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三个品牌的故事13>

格罗夫•怀特写道，绿色和平从布伦特•斯巴抗争事件之成功所学到的是，关于“全球公共用地”（the global commons）的神圣性——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不为任何私人所拥有，属于全人类。该组织还学到另外一样东西，而这也是反耐克运动人士所发现的：在90年代晚期，锁定某个巨大、富有、无远弗届的跨国企业进行抗争，就等于是在80年代晚期拯救鲸鱼的运动一样。这是平民主义，也是受人欢迎的，而且足以将绿色和平从溃散边缘拯救回来。布伦特•斯巴事件后，组织涌进大量人手和资金，而根据《卫报》报道，甚至还有人赠送房地产。“有一个女人打电话说她改变了遗嘱。‘把所有的土地都送给绿色和平。’她说。她希望我们拿去‘物尽其用，重重地打壳牌一拳’。”《华尔街日报》在布伦特•斯巴的事后检讨报告中严肃指出，在目前的状况下，“经济战可能是打环保战的最佳策略”。 壳牌递出的降书也给了运动人士另外一个教训。首相梅杰在绝地捍卫了壳牌原计划的适当性和必要性之后，看起来活像是企业的宠物狗——而且还不太受宠。当壳牌改变立场后，梅杰只好嘟哝说企业主管迫于公众压力而低头简直是懦夫。他的立场如此摇摆不定，所以说，就在壳牌政策急转弯的两天后，他便辞掉保守党主席的职务，该党更投票决定是否由他继续担任领袖一职，这多少有相关影响。就这样，布伦特•斯巴证明了企业（就连出了名的狭隘而封闭的某大公司如荷兰皇家／壳牌）有时候在面对公众压力时，就跟民主选举的政府一样（有时更甚）无力招架。 这项教训在下一桩壳牌难题中格外显著，那就是跨国企业在尼日利亚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看看他们是如何依恃已故的阿巴查将军（General Sani Abacha）之腐败政府的保护。也许这位将军不怕旁人施压，但壳牌显然是怕的。 从海底垃圾场到陆地油田 从1950年代起，尼日利亚壳牌（Shell Nigeria）已经从尼日尔三角洲奥格尼人的土地提取价值300亿美元的石油了。石油收益占尼日利亚经济的80％（年收入为1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壳牌。但是，不仅奥格尼人无从享有其丰富的天然资源之利，很多人的生活没有自来水和电，而且他们的土地和水源还被外露的管线、石油外泄和瓦斯火焰所毒害。 在作家兼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肯•萨罗－维瓦的领导下，奥格尼人民生存运动（the 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 MOSOP）发动抗争，要求改革，并向壳牌索赔。阿巴查将军是这么回应的：为了确保流向政府的金钱不致断绝，他指挥尼日利亚军队瞄准奥格尼人民，杀害并折磨数千民众。奥格尼人不但怪罪阿巴查下攻击令，更控告壳牌将尼日利亚军队当成私有警力，用钱疏通，令之镇压奥格尼的和平抗争，而且还给予阿巴查政权经济援助，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