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三个品牌的故事3>

就连耐克的慈善捐款也备受争议。虽然波特兰学校董事会急于筹措1500万的短缺资金，但对于耐克馈赠50万现金及运动设备的义举，正反两方意见仍然争论不休。最后董事会决定接受这笔捐款，但仍必须在公开场合挑剔一下这批礼物。“我问自己，”董事约瑟夫•塔姆（Joseph Tam）在《俄勒冈人》上表示：“耐克捐赠这笔钱，让我的小孩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但是代价由谁来付？难道不是一小时只赚六分钱的儿童吗？……身为亚洲移民，我必须面对这种道德和伦理上的挣扎。” 耐克的赞助丑闻还不只限于自己老家。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埃德蒙顿（Edmonton），教师、家长和一些学生试图阻挠耐克赞助儿童街头曲棍球赛，因为“靠巴基斯坦童工获利的企业不应该被埃德蒙顿的小孩视为英雄”。至少有一所参与这项全市活动的学校，将印有飞扬符号的运动器材送回耐克总部。而1998年3月，当耐克向渥太华（Ottawa）市议会提议要在当地社区中心建造耐克体育馆时，又再度面对别人对于“血腥钱”的质疑。耐克撤回提议，把体育馆送给比较懂得感恩的其他中心，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and Girls Clubs）。接受耐克赞助与否的难题同样也在大学校园爆发，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起先，众人愤怒大部分是因为，血汗工厂丑闻见报这件事，耐克的回应竟然毫无悔意。凯瑟琳•李•吉福德和盖普在血汗工厂被揭发后，至少还表示忏悔，但是奈特却置之不理：他否认自己有责任，攻击记者，责怪承包商，派出宣传小组为公司说话等。当凯瑟琳•李在电视上哭的时候，迈克尔•乔丹却耸耸肩，说他的工作就是灌篮，不是玩政治。而当盖普同意让萨尔瓦多备受争议的工厂接受当地人权团体监督的时候，耐克却只在口头上说一些连其在亚洲的工人都坦承从未听说的企业行为守则。 不过在这个阶段，耐克和盖普之间有一项明显的差异。耐克在丑闻传遍美国购物中心后，依然镇定自若，因为虽然大部分耐克的产品都是在购物中心销售的，但是此地却不是耐克形象的铸造地。与盖普不同的是，耐克正如我们所见靠的是都市内的贫民区，它融合贫穷的非裔与拉丁美洲裔青少年的风格，借以调配出自己品牌的形象和态度。耐克打造品牌的威力与从80年代中期起就为其产品背书的非裔美国英雄，迈克尔•乔丹、查尔斯•巴克利（Charles Barkley）、皮朋（Scottie Pippen）、迈克尔•约翰逊、斯派克•李、老虎伍兹、波•杰克逊等人密不可分，更别提穿着耐克成衣在台上唱饶舌歌的黑人了。只要嘻哈乐风仍引领购物中心的风潮，奈特就能确定，耐克有康普顿和布朗等贫民区的乔丹球迷支持，可维持王者品牌的地位于不坠，因此最多只会被这些风风雨雨惊扰，但不会被打倒。当然，青少年的父母，师长和教会领导也许对血汗工厂的事实义愤填膺，但是对于耐克的核心族群，13到17岁的小孩来说，耐克的招牌仍然是铁氟龙（Teflon）打造的，永不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