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三个品牌的故事10>

因此，对耐克产品的全面抵制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显然不会太快。随意浏览全球各地的城市，你就会发现那道飞扬符号依然无所不在；有些运动员还是把它刺在肚脐上，更有许多中学生仍然穿着耐克四处炫耀。然而，同样不容怀疑的是，耐克过去几年来省下的劳工成本，已经开始回头反咬该公司，并为其账本的结算数字敲响丧钟。“我们不认为耐克的情况有看起来那么糟。”尼科（Nikko）股市分析师菲纽肯（Tim Finucane）在1998年3月《华尔街日报》上表示。华尔街确实别无选择，只好背弃这个多年来的亲密伙伴。尽管亚洲震荡不安的货币汇率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的劳力成本跌至经济衰退前的四分之一，但是耐克仍然失血良多。耐克的获利降低，订单减少，股价一路下滑，而且1995年以来34％的平均年增长率不复存在，季营收骤然下滑了70％。到了第三季，也就是1999年2月底，耐克的收益再度攀升70％——但是根据该公司本身的账目可知，这次的复苏并非因为销售量回升，而是因为耐克决定裁减人员与合约。事实上，1999年耐克的红利和订单的减少已经是连续两年了。 耐克将自己的财务危机怪罪给人权运动之外的任何问题。亚洲金融风暴是耐克在日本和韩国销售不佳的原因；或者这是因为美国人当时比较爱买“棕色鞋”（步行鞋和登山鞋），买白色跑鞋的人少。不过这个借口看来毫无根据。耐克也销售很多棕色鞋——它有登山鞋的生产线，Cole Haan就是其旗下的商标（近来耐克因为关闭缅因州波特兰市的Cole Haan工厂，迁移至墨西哥和巴西，因而省下数百万美元）。更重要的是，阿迪达斯在耐克猛然下滑的同一年间展开大规模的反攻。在耐克销量不稳的当季，阿迪达斯的销售量却增加了42％，净收入提高48％，高达2.55亿美元，股价也在两年内三级跳。一如我们所见，这家德国企业时来运转是靠着拷贝耐克的生产模式的，耐克的营销和赞助策略，它也几乎全盘照抄（我们将于第十八章讨论这种方式的政治意义）。在1997到1998年间，阿迪达斯甚至重新设计篮球鞋，使之看起来就像耐克球鞋一样：大尺寸，白色，而且高科技。不过与耐克不同的是，它们卖得可好了。棕鞋理论完全不可信。 过去几年来，耐克用过几十种方法想要封住批评者的嘴，不过目前为止最讽刺的，还是它狗急跳墙试图躲在产品背后避风头的做法。“我们不是政治运动人士，我们是球鞋制造商。”血汗工厂丑闻刚爆发时耐克的发言人吉布斯（Donna Gibbs）说。球鞋制造商？这还是80年代那家信誓旦旦表示自己不局限于球鞋这种具体东西，也跟制造这种粗鄙事物无关的公司吗？耐克渴望投身运动，奈特告诉我们，耐克追求运动的理念，继而通过运动达到超越的境界；然后它想要谈论自立自强、女性权益和种族平等。它要让自己的商店变成圣殿，广告变成宗教，顾客变成国家，劳工变成部落。它带领我们走过这样一趟品牌之旅，竟然还回过头来告诉我们说“不要看我们，我们只是鞋子制造商而已”，这种话简直空洞得可笑。 耐克是膨胀得最厉害的气球品牌，而它膨胀得越大，破得就越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