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超越品牌之外 品牌政治的局限6>

毫无疑问，反企业活动是踩在自满的消费者权利以及热切的政治行动这两者之间不确定的界线上。抗议人士可以全力抨击品牌企业在人权及环保议题上的历史，但是他们必须小心不要让议题沦为顶着光环的道德消费指南：你要如何通过抵制和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来拯救地球呢？你的运动鞋是不是“零剥削”的？你的毛毯是“正字标记”的吗？你的足球是不是“非童工制造”的？你的乳液是不是“不带残酷成分”的？你的咖啡符合“公平交易”吗？这些考虑有些确实有实质的益处，但是全球劳动市场带来的问题实在太广泛，不能以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加以定义——抑或限制。 举例而言，白宫血汗工厂项目小组（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Sweatshops）是因应凯瑟琳•李•吉福德丑闻案而成立的，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另一波购物运动。任何针对改革劳动法的实质要求，都会立即被另一个问题所掩盖：美国的企业必须符合哪些但书条款，才能把“零剥削”的标志缝到衣服上？对企业来说，第一要务就是找到最快最容易的方法，好让西方人在购买品牌商品的时候不会产生罪恶感。有趣的是，克林顿的“零剥削”标志显然是模仿鲔鱼罐头上的“保护海豚”标签，后者的用意是向消费者保证，大家所喜爱的海豚在这个鱼罐头的制作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危害。但是这个方法所忽略的是，成衣厂劳工的权利与海豚不同，无法用品牌上的某个标志就足以担保，这并不是使用期限之类的东西；而且这种做法无疑将劳工（以及我们）的政治权利整批私有化了。这整件事让我想起《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漫画：罗克韦尔埃斯克（Norman Rockwellesque）一家正在圣诞树下拆礼物。父母从包装袋里抽出一双运动鞋，母亲问道：“这种鞋的人权情况如何？” 这种消费者策略还有另一个问题。就如桑塔格所言，我们活在“购物时代”中，任何会使人们认为去购物中心有罪恶感的运动，都有可能将衍生出反弹现象。此外，领导这个运动的抗议人士必非反对消费的严峻卢德分子（Luddites，编按：卢德，英国工人，据说其1779年带动捣毁了纺织机）。许多抗议人士都是很有创意的20多岁年轻人，他们在苹果笔记本电脑（Mac laptops）上设计反堵广告，只是因为相信有些空间是应该被保留下来的，既不试着向人推销东西，也不堆积消费文化的残骸。香港和雅加达的年轻男女穿着耐克、啃着麦当劳，告诉我他们忙着组织劳工运动，根本没心思考虑何谓西方的生活方式政治。正当西方人伤脑筋哪种鞋子和衬衫才是最不违反道德原则的时候，在工厂里流汗卖命的人却在宿舍里贴麦当劳的广告，在门上画“NBA风云人物”的涂鸦，而且喜欢任何有米老鼠的产品。甲米地地区的运动人士常在工作时穿着迪斯尼或汤米•希尔费格的T恤——当地市场出清的便宜货。他们如何调和身上的衣服以及对跨国企业的怒气之间的矛盾呢？他们告诉我自己从未这样子想过；甲米地的政治，是要为劳工生活的实质改善而抗争——而不是你穿在身上的T恤上刚好是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