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父权体制过时了 身份营销的胜利11>

身份政治的基本前提就是生活宽裕的环境。七八十年代有这种宽裕的环境，让女人以及非白人足可争取分享共同的大饼：白种男人会学着分享吗，抑或他们会霸占着权力不放？然而，在再现政治挂帅的90年代新经济，女人以及男人、白人以及有色人种，如今都在争夺同一块日益缩减的大饼——并且众口一致不理会其他人的死活。对于我们这些学生，要探讨“阶级歧视”的根本疑问，必须面对的是财富分配的核心议题——而且，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同症（homophobia）不同，这些议题并非我们所熟悉的“认知问题”。 于是乎，阶级被推下了议事桌，所有重要的经济研究（企业研究就更别提了）也随之隐匿。当然，身份认同斗士之中也有人是心怀革命目标的。一如60年代的反文化激进人士认为服用迷幻药是在动摇西方文明的基础，少数身份政治的教授与学生也相信，“在理论的领域里，资本主义遭受重重迎面一击”，评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如是说。德•索萨（Dinesh D’Souza）和他那一帮人无法不称呼政治正确信徒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与实情离了十万八千里远。更动几个代名词、把少数几位女性和少数民族推上委员会和电视，这对于华尔街的营利大原则并不构成实际的威胁。“政治正确的真正罪行……”1991年，纽约州立大学的文学教授提姆•布伦南（Tim Brennan）表示，“并非想象中的不宽容或缺乏弹性，而是它不够政治——它只是在模仿政治斗争。” 这项失败后来变得棘手无比，因为过去十年来加速行进的经济趋势都与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及阶层化有关：包括工作、货物以及金钱。除了位于企业精英最高层的人，每个人得到的都愈来愈少。 回顾过往，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当政治正确之政治达到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巅峰之际，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非常不一样的游戏：有人正在向外张望，扩张疆域。左翼进步分子的视野愈来愈小，最后只容得下自身的周遭环境，全球经济的视野却愈变愈大，将整个星球都涵纳进去。当俄国出现麦当劳、上海出现贝纳通、商标投影到月球上的美梦时，太多社会运动人士及理论家的政治镜头缩得如此之小，除了波斯湾战争的短暂期间，外交及经济政策完全不在他们的雷达侦测范围内。在北美，甚至连抵制自由贸易的战争都完全关乎如何保护美加员工及资源，至于该贸易协议对墨西哥可能造成的影响，抑或其他快速自由化之措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随着自由贸易的辩论备受漠视，左翼人士更加画地自限，选择旁枝末节的小事来争论。这种倒退反映出的是，面对令人却步的、抽象的全球资本主义时，随之而生的是更广泛的政治麻痹感——讽刺得很，对于任何关怀社会正义之未来的人，这些议题本该是最刻不容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