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父权体制过时了 身份营销的胜利12>

在这种新的全球化脉络中，身份政治的胜利等于是在房子焚毁之际重新布置家具。是的，我们拥有民族更多元的情境喜剧，甚至有更多的黑人主管——但是，放眼众多的北美都会中心，不论随之而来的文化启迪为何，并未使得下层阶级的人数不再暴涨，也不能使无家可归者脱离危机水平（crisis level）。确实，女性及同性恋者在媒体及流行文化界可找到更适切的角色范本——但文化工业的所有权巩固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U.S.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主席威廉•肯纳德（William Kennard）所言——“普遍来说，少数族群、社区团体、小企业出头的机会愈来愈少。”而且，尽管北美的女孩子也许真是所向无敌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女孩却仍在流血流汗，制作其上有“女孩无敌”之口号的T恤，以及让女孩子奔驰赛场的耐克运动鞋。 这项差错不单单是女性主义的失败，更是对于女性主义运动自身基本原则的背叛。尽管伴我成长的80年代性别政治，关注的几乎都是如何让女性在权力架构中获得平等的再现，但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轻易被忽略。“面包与玫瑰”（妇女运动的号召）是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联合罢工的旗帜标语。“这些劳动的女人想要的，”留名青史的工会干部施奈德曼（Rose Schneiderman）在1992年的演说中解释道，“是生活的权利，而非仅是存活而已。”选择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纪念1908年的示威活动，在那一天，“女性服装工人走上纽约街头，抗议恐怖的工作环境、童工、十二小时的每日工时、微薄的薪水”。然而，阅读《美貌的神话》（The Beauty Myth）一书成长的年轻女性，视饮食失调及自尊低落为时尚工业最有害之副产品的年轻女性，当她们于3月8日走上街头时，很容易会把上述的女性遗忘——假如还有人真的知道有这些女性存在的话。 回首过往，这似乎是蓄意的盲目。将名为政治正确的各种因素合并起来，作为对妇女及民权运动基本的经济基础视而不见的理由，进而成功地将一整代的社会运动分子训练成熟悉影像的政治，却忽视行动的政治。假如外星入侵者能昂首阔步走进我们的校园与社区，却无人出声挑战，起码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所流行的政治模式，让我们许多人无能处理与所有权比较有关，而非再现的议题。我们太忙于分析投影在墙上的图像，以致浑然不觉墙壁本身已经被拍卖了。 就算到最近为止这种现象都是真的，真实情况也将不再是如此。就如我们在第四部所见，激进的新政治文化正在高中及大学校园里萌芽生长。今日的媒体运动人士已不再要求大家留意被人当成经验事实的反射镜之屋（后现代学院人士的看法），不再积极争取更恰当的反射镜（身份认同斗士的行径），他们专心致志于粉碎品牌化文化那穿透不过的闪亮表面，拾起碎片，当作锐利的武器以迎接行动之战，而非影像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