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切均可变 青少年市场以及酷的营销16>

桑塔格笔下许多早期的谐仿文化，都与运用想象，让边缘性（甚至被唾弃）事物显得辉煌美好有关。举例来说，便装皇后就将自身被迫的边缘身份变成了永远不会邀请他们参加的好莱坞舞会上的所有装饰品。同样的情况甚至出现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身上。这个带领世界走上谐仿之旅的男人，出生于保守的美国小镇；后来，“工厂”变成了他的至尊国度。桑塔格提议把谐仿当成是对抗大众文化之平庸、丑陋及过度认真的防御机制。“谐仿是现代的纨绔主义（dandyism，译注：流行于19世纪末的颓废美学，以王尔德为代表人物）。如何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做个纨绔子弟呢？谐仿就是答案。”直到约莫35年后的现在，我们才面对这项比从前困难得多的问题：如何在大众谐仿的时代中拥有真正的批判能力呢？ 或许问题并没有那么困难。没错，酷感猎人是将生气蓬勃的文化概念降低成考古加工品，并榨干了其曾经支持与共同生活者的一切意义——但事情向来都是如此。要吸收风格是很容易的。这在从前也是屡见不鲜，比起扮装及破烂风格（grunge）的小规模入侵，其规模要大多了。举例而言，鲍豪斯（Bauhaus）现代主义的基础是想象脱离俗艳装饰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但它几乎立刻被美国企业界的玻璃钢筋摩天大楼挪用，变成了造价相对来说较便宜的精选建筑。 另一方面，尽管以风格为基础的运动一次又一次丧失了其原始的意义，但文化侵入政治活动的成效，常是如此荒唐，所以最合理的反应只能一笑置之。举例来说，1998年春天的普拉达（Prada）收藏展，就大量借镜工人运动抗争。正如“超级购物家”冯•哈恩（Karen von Hahn）来自米兰的报道：“这项收藏展的风格带点毛主义者／苏联劳工的味道，到处可见机巧的时代意味；展示地点是普拉达家族殿堂里的某个普拉达蓝的房间，只有少数特定观众才能欣赏。”她补充说，“走完秀后，人数虽少却热情洋溢的信众享用香槟鸡尾酒及开胃小菜，背景是优雅的爵士乐。”毛泽东及列宁的形象也出现在1999年“红或死”（Red or Dead）系列的手提包展上。尽管以上种种明显是吸纳了阶级抗争的要素，但很难想象全世界的劳工运动者会“呼”的一声甩掉擦汗的毛巾，不再在世界各地争取合理的工作环境及工时工资规定，只因毛泽东忽然成了米兰的宠儿。各地的工会成员也不会因为必胜客做了一个老板送比萨给示威者的广告就接受减薪，也不会因为有免费的食物可吃就消弭对投资方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