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父权体制过时了 身份营销的胜利3>

一如前一世代的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在脱衣场外发动游行，许多90年代早期的政治抗议步下了政府机关及法庭的台阶，登上了举办非洲艺术展的博物馆阶梯——不用说，那肯定是在颂扬殖民者的心态。他们聚集在上演大型音乐剧如《画舫璇宫》（Showboat）及《西贡小姐》（Miss Saigon）的戏院入口，甚至直接跑到199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 回顾过往，这些奋斗看似微不足道，但你很难责怪我们这些媒体自恋者竟相信自己是在代表四面八方受压迫的人民进行重要的奋战：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保守的敌军那儿掀起新一波末世恐慌论的浪潮。假如我们不是革命者，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敌手都说革命正在风起云涌，而我们正处于“文化战争”的中心点呢？“美国校园的转变是如此剧烈，用革命来称呼绝不夸张。”《非文雅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的作者德•索萨（Dinesh D’Souza）告诉读者：“这种转变的独特记号，可见于今天美国任何重要的校园以及大学生活的任何层面。” 尽管宣称自己生活在不容反对声浪存在的斯大林主义式的政权下，我们的教授及行政官员确实上演了声势惊人的反攻战：他们拼命争取激怒我们这群敏感激进分子的机会；横挡在每项新的反骚扰政策前方，表现得好像自己在为西方文明的未来奋斗一样。一大堆类似的杂志报道支持“身份政治已是刻不容缓的国际议题”这种说法：“非自由主义的教育”（《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身着粗花呢的西哥德人”（《财富》）、“沉默之声”（Maclean’s）、“学院的新领袖（Ayatollah）”（Outlook）、“展开攻击”（《新闻周刊》[Newsweek]）。作家泰勒（John Taylor）在《纽约》杂志上撰文，将我这一辈的校园学生运动分子比为秘密宗教教徒、希特勒青年团体，以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宣称由我们所造成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致老布什总统甚至抽空警告世界：政治正确“用新的偏见取代了旧的偏见”。 身份认同的营销 身份政治所引发的反弹，成功地遮蔽了以下的事实：我们为更适切地再现所勾勒出的远景，很快就被商人、媒体人及流行文化生产者等接收了——他们的理由也许并非我们心中所愿。假如必须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挑个精确的时间，我会选择1992年8月：以万宝路星期五为代表的“品牌危机”之最盛时期。就在此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势不两立的“主流”敌人（对我们而言，就是在我们所知的校园另类文化圈之外的一团庞然大物）对我们既不害怕也不讨厌，事实上还觉得我们蛮有趣的。一旦我们出发寻觅新的尖端意象，我们对于性别身份及种族身份的异常坚持，就构成了上好的品牌内容以及利基营销 （niche marketing）素材。各家品牌似乎在这么说：假如我们渴望的是多样化（diversity），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多样化。于是，商人及媒体人手持喷枪，直扑而下，好在我们的文化中涂抹颜色及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