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 <序--从对抗品牌到对抗资本主义3>

<序--从对抗品牌到对抗资本主义（3）> 《NO LOGO》提醒我们，面对资本主义，人们需要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抵抗。一方面，固然需要在这些大企业的第三世界工厂里，继续争取劳动权益与人权，但另一方面，更要持续进行象征与符号的斗争，例如文化反堵行动不断去重新书写城市的公共空间，颠覆那些Logo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对于这些文化反堵的讨论是本书最有影响力的篇章之一。 对抗 批判大企业，批判休克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在《NO LOGO》里，克莱恩屡屡以比较悲观的笔调，谈到了独立文化及文化反堵是如何被商业体系收编的，仿佛我们完全无法逃避资本的巨大牢笼。相比之下，克莱恩更相信政治经济的反抗，她呼吁人们用公民权来对抗消费主义，对抗企业与市场，亦即让公民来制定劳动与人权政策。这才是“NO LOGO”运动的出路。 其实，克莱恩在2000年出版《NO LOGO》时，只是提醒人们如何用文化反堵和具体抗争去对抗企业控制，并没有对全球化及其政治社会基础进行全面清算，这个任务要到她2007年出版的第3本书《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文本即将出版）中才能完成。在新书里，克莱恩开始把焦点从针对企业的斗争，转变到背后更大的政治经济结构。 克莱恩最早开始发展休克主义这个概念，是2004年她去报道战后的巴格达时，发现美国占领军引进大量私人资本进入伊拉克。然后她看见2005年南亚海啸后的斯里兰卡海岸，大量的海边高级旅馆取代了原来渔民的小区；然后是卡特琳娜飓风摧毁了美国南方美丽城市新奥尔良之后，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建议要趁机用私立学校取代公立学校。 一开始，克莱恩以为这种巨大利益和巨大灾难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市场扩张方式，后来她才发现这个形式其实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甚至，这种利用危机和灾难的发展模式是弗里德曼主义一开始就遵循着的---上世纪70年代初期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便是其最早的典范。然后，过去30年，新自由主义“已经完善了这种策略：等待重大危机，把国家私有化，而当公民仍然在余震的惊吓中时，他们就让把这些‘改革’制度化”。这就是所谓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的核心。 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最能作为休克主义的精髓：“只有一场危机才能产生真正的改变。当危机发生时，能采取的行动只能靠我们具有的理念。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去发展既有政策外的理念，让它们保持鲜活，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 在克莱恩看来，基本教义式的极端资本主义，或者说弗里德曼鼓吹的那种市场至上的资本主义，因为无法为一般人民提供足够的利益，很难获得公众的支持，所以其建立需要凭借恐怖和酷刑，需要一场危机，亦即一种强力的“震撼”，公众才会愿意给予统治者更多权力。不论是智利、玻利维亚、俄罗斯还是伊拉克。